十九世纪四十年代,香港开埠,大批洋人来港从事海上贸易。一些富有的英商,开始在较高的山地建造别墅。首任港督规定,山顶的洋房别墅禁止华人居住。
打破这一规定的,是一个叫何东的商人——香港开埠后第一任首富、“赌王”何鸿燊的伯公。
当时,何东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,在怡和洋行担任大买办,35岁已是身家超200万的富豪。何东家族迅速崛起,成为香港第一望族。
1906年,何东向香港总督提出申请,获准在中环半山居住,成为首位在太平山顶居住的华人。1923年,何东和妻子张莲觉斥资6万多港元购入山顶道75号的何东花园(原名“晓觉园”),让一众华商好生羡慕。
对他们来说,“山顶”更像是一种情结,一种凭实力打破不公,要在自家地盘上话事的豪情壮志。
太平山南面的港岛南区,浅水湾、深水湾、赤柱、石澳等,是香港四大家族、赌王家族聚集地。
如果说顶级富豪们都在努力登上山顶,那么香港的新贵阶层,则是在奋力“上岛”。
港岛四区,一直是香港楼市的核心高地,最贵的南区与中西区均价超过20万/㎡,成交均价都已超越了1700万,5000万以上的豪宅数不胜数。
虽说这里是香港的财富聚集之所,但在这80平方公里上的数十万套住宅,不会都是顶级富豪在住。
既然如此,大多数人的购房预算都在2000万左右,正好处在一个很奇特的位置:富豪看不上,平民买不起。
这些地方相比港岛,也仅仅是偌大银河中的点点星辰。真正撑起香港(尤其是港岛)地产市场的,不是少数富豪,而是庞大、稳固的中产群体。
中产就像香港的风向标、晴雨表,任何社会、政治、经济风浪,都会体现在他们身上——报端、集会、购房、教育及移民。
而目前香港中产与内地中产群体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——实现阶级跃迁的路径是不一样的。
目前香港主流的中产群体,基本是医生、律师、投行精英这些拥有稳定高收入的专业技术人员。但内地的发展太快了,主流的中产群体其实是改开这几十年凭借眼界、胆识和机遇实现的阶级跃迁。
在内地互联网产业爆发后,腾讯、阿里、华为、字节等头部网络公司又带动了一批新贵阶层,在2016年后,他们有了一个统称——新中产。
以此来与之前的中产群体做切分。与香港主流中产群体更相似的正是这群新中产群体,特点都是高学历、高收入、依靠自身的专业相关知识获取财富。
香港最初的一批中产,也并非如今这样的高知群体,踩着时代浪潮在一夜之间完成阶级跃迁,才是首批富裕阶层的主旋律。
上世纪60年代,经过内地两拨移民潮,香港的香港本土人口出生占比首次过半,达53.8%。
伴随着二战后稳定的环境,西方国家经济迅速增加,以及全球化红利,香港工厂兴起,全力发展制造业,移民一代二代在工厂打工,逐渐摆脱了低收入阶层。香港社会开始向上流动。
当时,中产阶级,并不是指战后南下赴港的上海富商、社会名流、洋行买办,也不是后来兴起的职业经理人、金融人才和技术人才,而是没有一点背景和基础的移民群体中通过工作、创业逐渐富有的一个阶层。
1972年,香港政府出版的《一九七一年香港年报》显示:“香港似有日渐丰裕之社会,而中等阶级亦愈形庞大,其情形与其他先进国家无异。”
一篇1972年的香港公共及私人房屋评论文章写道:“1962年至1966年,只有26%的新落成楼宇售予自住的业主,但到1968年至1969年这一比例大幅度上升至49%。”
中产在香港买楼自住,说明他们愿意在香港“投下注码”,从过去的移民,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;从过去的过客心态,转变为“主人心态”。
或许,没有一点一类人像移民者那样渴望一个家,渴望在这熟悉而陌生的城市拥有栖身之地。正如当下千千万万个打工者,希望买得起房,成为城市的主人。
也正是在这一段时期,名不见经传的移民小伙李嘉诚通过塑料花赚到了人生当中第一桶金。
在那个时代成功的人,许多自己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成功,被时代推着走的人,认为自身如今的一切都是个人的奋斗,因此,他们会盲目地相信自身的判断,直到山雨欲来,大厦将倾。
此时,达官贵人贩夫走卒都视股市如金矿,任何新股上市都会获得二三十倍的资金认购,交易所抢新股的人拥挤到政府出动消防员疏散。
当时金银证券交易所会员的陈葆心曾描述当时的盛况:“不但是流连街市的家庭主妇,甚至是和尚师姑也要买卖股票…家庭佣工亦只会到那些可以代她买卖股票的人家工作…股票经纪炙手可热,连茶楼待应也会对那些经纪另眼相看,招待得格外殷勤……”
股票行情好,消费升级就顺理成章,“鱼翅捞饭”、“白兰地漱口”、“老鼠斑做鱼蛋”等令人咂舌的炫富成了那段行情最好的注脚。
恒指在一片欢腾中冲上了1774.96点的历史上最新的记录,但没人知道市场的顶部要到了。3月12日,周一,股市因发现3张蓝筹股合和实业的假股票开始暴跌。
到了1973年7月中旬,恒指已经跌破500点,股市急跌初期前仆后继抄底的股民,但后来都被“反手被困”,被港媒称作是“大闸蟹”(套牢者)。
在这两年间恒指跌去了90%多,相比之下,大陆股市几十年后那点儿波动,只能说是小打小闹。
而那批把房子抵押加杠杆炒股的“中产”,结结实实得经历了一场如梦幻泡影的大起大落。
穿越无数个经济周期,港人们理性地回头看去,发现在这一轮又一轮地潮涨潮落中成功活下来的,大多都是把财富转化为房产,而不激进卷入长期资金市场搏杀的“稳健派”。
这张图是70年代香港麦当劳的价格,普通汉堡的售价为1.6港币,巨无霸则是3.4港币。
而根据香港政府的官方统计,各类消费物价指数,在这40多年间都增长了8-9倍。
从1980年-2017年,香港的楼价总共翻了18倍,远超于了物价和通胀的涨幅指数。
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的科幻小说家倪匡,即使聪明如他,也在一场场的股灾中难逃被“割韭菜”的厄运。
他曾在受访时透露,1972-73年本港股市陷入疯狂时,他曾以超过30元的“摸顶价”买入热炒股票「香港天线」。他表示当年因收到自称内幕消息,指这只股票还有上升空间,于是以这个高价追入。
最后怎料这只股票在股灾中跌到5角一股,一次性亏损98%,导致倪匡元气大伤。
200年次贷危机,无数香港富人买入后来爆煲的“雷曼债券”致损失惨重,倪匡当时曾评论说,不明白苦主为何要冒险数百万甚至过千万的身家去买雷曼债券,“七十几岁有千几万身家还要冒险?”,“若人云亦云,岂会不吃亏?”。
倪匡之后又如何致富?综合传媒分析,他主要是靠“努力写作”加“努力买楼”,因他一生写过超过300本小说及460个电影剧本,在60年代他平均每3至4日就完成一部电影剧本。收过万元酬金,可说是天价酬金。
故他首次置业是一笔过支付50万元买人一个1600平方呢单位。有报道指,到了在1970至1993年间,倪匡的稿酬总收入更超过4000万元,这还未计版权费。故他由最初买下唐楼,到买入百德新街洋楼,再买下赛西湖豪宅,羡煞旁人。
不过其实倪匡是一个极挥霍的人,原本“多多钱都会花掉”,幸他有一个习惯,便是会把一半收入交给理财审慎的太太。故后来他欲买入旧金山的大屋移居海外时虽然个人资金不够,但仍可向太太“借钱”解决。
倪匡两夫妻在旧金山一间像“多士炉”的大屋住了十多年,至2006年决定返港才割爱出让,从中赚了巨额的楼价升幅。
随着这波全球化浪潮成长起的新一代香港人,拥有更好的受教育水准,加上香港成为整个亚洲的淘金热土,金融公司以及金融人才、律师、会计师汇聚于此。
做小生意起家不再成为香港市民的主流选择方向,好好读书,考入好大学,学医、学法律、学金融,成为香港家长孜孜不倦向孩子灌输的理念。
稳定晋升的职业生涯以及水涨船高的薪水,成为中产前途的经典路线。取代了之前经商暴富的传统逻辑,同时也营造了他们“慢慢变富”的观念。
改开几十年,内地经济也狂飙突进了几十年,当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急速向前的时候,所有人都只管闷头向前冲,生怕跑慢一步就被这个时代远远地甩在后面。
就算是在内地互联网发展浪潮中崛起这批新中产群体,在前几年流行的也都是公司上市一夜暴富的神话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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